虽然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学者并没有走出“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这一问题的疑扰;尽管被疑扰着,中国学者却在不断的反诘中,继续前进,使得西方音乐史的研究领域逐步细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研究视角不断趋向多维化。可是这种趋势的问题又何在呢?本文就这种发展趋势谈谈自己的一些思考。
西方人的音乐史在中国称之为“西方音乐史”(西方人的音乐,在传入之初多称之为“西洋音乐”,后改称为“西方音乐”),是为了区别“中国音乐史”而被赋予的特定称谓。
其实,早在16世纪西方音乐就已登陆中国大陆(16世纪葡萄牙人定居澳门,带来了西方的音乐和乐器),并通过教会在中国传播开来。然而,中国人对西方音乐的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初期,一些致力于西方音乐的学者编印出版了第一批中国人写作的介绍西方音乐的史书著文,如萧友梅的《近世西洋音乐史纲》(1920-1923)、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1924)、俞寄凡的《西洋音乐小史》(1927)、黄自的《西洋音乐进化史鸟瞰》(1930)、王光祈的《西洋音乐史纲要》(1937)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光祈先生(他本人曾留学德国),作为中国音乐学的开山前辈,他对西方音乐史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他怀着借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乐’,以复兴民族主义的初衷,翻译并撰写了多部介绍西方音乐的书籍,其中《西洋音乐历史纲要》一书概述了从西方音乐的萌芽时期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西方音乐的发展脉络,虽然他的“进化论”史观点(即把西方音乐历史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过程:单音乐阶段、复音音乐阶段、主音伴音分立阶段、主音伴音混合阶段)在今天看来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西洋音乐历史纲要》可以说是“第一部中国人写的”西方音乐通史。
无论是怀着怎样的初衷,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的80余年,西方音乐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曾经历了跌跌撞撞,代写论文起起伏伏的不稳定时期,比如受左派思想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西方音乐研究曾被披上了政治外衣或一度处于停滞状态,这些都影响了西方音乐史研究在中国的良性发展,但总的来说,中国人的西方音乐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比如形成了以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为龙头的学术梯队,出版了一些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著作与译作(著作主要有:蔡良玉的《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简史》———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美国专业音乐发展的论著,叶松荣的《欧洲音乐文化史论稿———中国人视野中的欧洲音乐》等;译作主要有:格劳特等著、汪启璋等译的《西方音乐史》,朗格著、杨燕迪等译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等),建立了自己的学科分类与学科教学体系等等。
通过对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的意义与目的以及研究的殊特殊性等问题的深入讨论,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研究观念逐渐衍变,研究领域逐步细化,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研究视角不断多维化,作为一名西方音乐史方向的研究生,这些成绩的取得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可是,随着对本学科知识构架的逐步深入以及知识层面的逐步拓展,一系列的问题牵绊着自己,除了一种“任重而道远”的紧迫感之外,还旁生了诸多的困惑。
困惑一,如何使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对象具体化?随着研究领域的逐步细化,“学科之间的交织的状态越来越趋于紧密”[1],于是,研究对象变的越来越模糊,导致研究对象越来越难以确定、难以把握,从而影响具体的研究工作。正如田可文在《音乐史:研究什么》中诘问的那样:“在我们无法把握音乐史的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又怎样进行音乐史的研究呢?”
困惑二,研究方法是研究工作者“钩沉索隐”的工具,面对如此多元的研究方法,该如何去引鉴,去扩展?就目前西方音乐史的研究现状来看,西方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呈现边缘化与发散性发展趋势。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审视研究西方音乐,例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了音乐社会学,从心理学审视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了音乐心理学,可是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是最理想的呢? E·比克恩认为“音乐史研究最理想的方法是一面把眼界扩展到音乐以外一切可能的因素”,可是这种扩展是否应该有个度的限制问题,是否应该在发散之后再将“音乐以外一切可能的因素”聚集,从而“达到自律结构的结果”呢?[2]困惑三,如何面对目前我国西方音乐史的史料建设和文献研究的薄弱和残缺?沈旋曾经在《对西方音乐史学史的回顾和杂感》一文中提出:“在我国,史料建设和文献研究是一个急待重视的工作。”随着“音乐文献学”这一子学科的建立,文献(史料)研究在我国取得了硕绩。可是我国的“音乐文献学”却明显对西方音乐史关照不够,当然西方音乐属异质文化,我们在资料的搜集、占有和考证方面都有很多困难,但是这不能作为我国“音乐文献学”在内涵和外延上出现失重的理由。
困惑四,作为音乐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自己的工作是否是“形而上的”?如果不是,我们又通过什么方式来参与音乐?关于这个问题的困扰是在看了杨燕迪的《探索音乐史:方法论反思四题》后萌生的,在该文中,杨氏提出了“两种实践”的观点,认为“所有音乐史家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实践’”,“它虽不同于吹拉弹唱的‘艺术时间’,但确实直接面对艺术现象和音乐作品,并且需要音乐史家自身的卷入和体验”。这个角度来看,音乐史的学习和研究并没有被排除在实践之外,只不过是异化的实践罢了。
困惑五,是否存在“第三种实践”。叶松荣在《关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中,认为“西方音乐研究,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音乐创作、音乐批评、音乐思想、音乐技术、音乐理论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即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历代音乐史研究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称为音乐研究史的研究。”在此借用杨燕迪老师的“两种实践”的观点,把西方音乐研究中的第一方面,即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归属于“理论实践”的话,是否可以把西方音乐史研究的另一方面,即西方音乐研究史的研究归结为“第三种理论”,也就是“理论实践”的实践,即“元理论实践”。
“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人的音乐历史”这一问题本身是没有定论的开放性的话题,这其实是个认识方法的问题,我们在研究西方音乐史的过程中,客体是同样的———都是西方音乐历,只是认识主体不同而已,因为我们的视角不同,所以看到的事物也不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而任何方法,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3]。
